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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本书:蔡锷与梁启超的师生之缘(图)

时间:2013-05-05 16:02:05 | 来源:云贵旅游地理 | 作者:谢本书 |

[导读]:蔡锷的童年,正值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,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。列强的侵略,清王朝的腐朽,激起了近代中国先进人士的忧虑和奋起,“救亡”和“振兴”成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旋律。

    

 

  《蔡锷大传》以蔡锷与袁世凯、梁启超、黄兴、朱德、小凤仙等人的关系,客观地叙述了蔡锷从出生到求学、投笔从戎,到就职云南、反袁护国的特殊经历,真实地再现了蔡锷戎马倥偬、叱咤风云、短暂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。本文摘自该书,作者:谢本书。

  蔡锷与梁启超结下了师生情谊

  蔡锷的童年,正值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,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。列强的侵略,清王朝的腐朽,激起了近代中国先进人士的忧虑和奋起,“救亡”和“振兴”成了近代中国发展的主旋律。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失败以后,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运动继之而起。1894—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,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,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、台湾、澎湖给日本,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!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,震惊了朝野。正在北京会试的一千余名举人在康有为、梁启超的邀约下,签名上书,提出拒签中日条约、迁都抗战、变法图强等主张,史称“公车上书”。“公车上书”即举人上书,在近代中国特指康有为、梁启超在1895年邀约千余名举人上书的事件,这实际上是维新派要求维新变法付诸行动的起点。

  1897年4月,江标、唐才常等人创办《湘学新报》(后改名《湘学报》),进行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。同年10月,在湖南巡抚陈宝箴、按察使黄遵宪、督学江标等人的努力下,创办了为培养维新人才而设立的湖南时务学堂。时务学堂以崭新的面貌吸引着广大的富于进取、追求改革的学子。

  年仅16岁的蔡锷,由湖南督学徐仁铸推荐,于1898年初报考新建的湖南时务学堂。蔡锷在2000人中竟然以第三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,成为时务学堂中年龄最小的一人。

 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,年仅24岁,风华正茂,他讲课气势恢宏,大胆泼辣,公开宣传:“二十四朝,其是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,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,其余皆民贼焉。”这种攻击,带有强烈的民主思想与要求革新的气息。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活动及其影响,有较为详细的记载。他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这样说,自己“以《公羊》、《孟子》教,课以札记”。

  在时务学堂学习,条件是相当艰苦的,蔡锷在《冬夜》一诗中,描绘了孤独的孩子,在阴冷的日子里,独对孤灯,思亲怀乡的情景:

  悍鼠斗屋隅,寒风冲破壁。

  秃笔硬如铁,残灯光寂寂。

  这给人一种悲凉的感觉。不过,蔡锷在时务学堂的学习,却是相当认真的,并成为学校的“尖子”学生。

  我们从1898年长沙版的《湖南时务学堂初集》中,可以看到一条记录是,蔡锷向梁启超问道:“孔子大一统,所以泯杀机也。今之贤士大夫欲督其督,郡其郡,邑其邑,无乃与夫子大相剌谬乎?”这是针对现实提出的一个问题,认为大小官吏们的所作所为,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背道而驰。

  梁启超的批语更为直截了当:“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,莫不由众小国而合为一大国,见之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奥斯马加、日本、瑞士皆是也。前此互争是以弱,今合为一是以强。孔子大一统之义,正为此也。见美、日诸国所办各事,皆有数种大政提归政府办理,如海军、陆军、刑律、交涉之类;其余地方各公事,则归各地方自理,政府不干预之。此是最善之法。今中国则反是。如海军之类,应归于一者也,而南、北洋各自为政,不相顾焉;一盗案之微,州、县治之足矣,而上劳朝审,皆极可笑。然至今日,方且并此之法而不能整顿,于是中国不徒变为十八国,并且变为四万万国矣。国权之失,莫过于此。政府现无可望,则不得不致望于督抚州县。若能有一省、一府、一县之整顿,则余省、府、县亦不无万一之望。”

  蔡锷提问尖锐,梁启超的批语更为尖锐。

  蔡锷在札记中写道:“读隐公二年、三年《春秋》讳内大恶之义三:不忍言也,不必言也,不可言也。何不忍言?子不丑父,臣不忍君也。何不必言?无益也。何不可言?惧罪也。究以口授为万世也,此孔子作《春秋》之苦心也。”

  梁启超对蔡锷札记颇有兴趣,批道:“《春秋》第一立义,必有所以然之故。其所以然者,或一端焉,或数端焉,不能察,寂若无,能察之,无乎不在。朱子曰:‘能通所以然,是第一等学问。’若能每条以此求之,则圣人之意不难见矣。”

  蔡锷在札记中既肯定了孔子“讥世卿”的思想,又指出孔子观点的流弊,并说:“然流弊之无穷也,使益之以西人之法,则尽善矣。西法何?议院之制也。议院之制何?万心之推也。此法可兴,则君公其君,臣公其臣,民公其民,心公其心。”

  梁启超却大不以为然,批道:“‘流弊’一语极谬。”所谓“孔子讥世卿,立选举”,是蔡锷感于当时科举之弊而发的议论。梁启超指出蔡锷不责备历代奉行的不善,而称之为“流弊无穷”,是不对的。正所谓:“议院之法,何必西人?孔子固深其意,而屡言之者也。见于《春秋》者,亦指不胜屈也,但别见他条耳。《春秋》固当合全书以议之,不能执一二条而议其法之不备也。”

  师生相互辩驳,互相切磋,有利于讨论的深入。这种切磋乃是一种追求,不仅不影响两人关系,反而更加深了师生的情谊。

  不论双方具体论述的是非如何,这样平等的讨论,给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蔡锷就是从这时起,与梁启超结下了终生不解的师生之缘。

  被推举为辛亥昆明起义军临时总司令

  1911年8月,四川人民的“保路运动”发展到了高潮。四川各界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的“铁路国有”政策,在请愿、示威遭到镇压后,四川人民组成“保路同志会”和“同志军”,拿起武器,奋起反抗清朝政府的血腥镇压。四川人民的武装保路运动,给昆明地区的革命党人以新的鼓舞。有人说,川督赵尔丰已被四川人民诛杀,各级官吏已被驱逐,四川已经取得了独立;又有人说,赵尔丰还活着,仍在屠杀革命群众。纷纷攘攘,人心动摇。川路事起后,同盟会机关部通告各地,约期起事,因而革命党人加快了行动的步伐。

  10月10日,辛亥武昌起义爆发,全国震动。云南同盟会会员和革命人士兴奋异常,准备积极响应。嗣后,湖南响应武昌起义,川黔动摇,省革命志士积极动员起来。

  云南在酝酿起义的过程中,推举谁来领导和指挥起义一事,虽曾有过不同意见,但较快地统一了意见,使起义的准备工作不因确定领导人有不同意见而受到影响。最初,李根源、罗佩金、殷承等人认为,云南的革命最好由云南人来领导,这样有助于保持云南同盟会支部的领导权和领导地位。但是,唐继尧、李鸿祥、刘存厚等人则主张并坚持推举蔡锷出来领导起义,认为蔡锷资格较老,有才干,在新军中职务高,权威性大,有助于推动起义的成功。经过一番协商、讨论,李根源、罗佩金等人为顾全大局,作了让步,唐继尧、李鸿祥等遂决定在适当时机推举蔡锷为昆明起义的领导人。

  五次秘密军事会议召开说明,云南昆明地区革命党人对起义的准备是重视的,起义计划是周密的,这在辛亥起义各省中是罕见的,独一无二的,从刘存厚所作五次秘密会议的记录来看,蔡锷参加了后四次会议的决策工作,并被推为起义的临时革命总司令。

  蔡锷在火线上提拔朱德

  根据昆明地区革命党人第五次秘密会议的决定,革命党人及其他革命人士作了分工,分头去新军各部具体安排和督促工作,以保证能够按计划顺利发动起义。

  刘存厚等人根据蔡锷的命令,并具体安排了本营的活动,向本营发出了作战命令。

  正在这时,“嘟、嘟、嘟……”电话不安地响着,主持会议的蔡锷拿起了话筒。电话中传来急促的声音:“松坡、松坡,是你吗?”

  蔡锷已经听出来是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声音,随即应声:“是,是!”

  李经羲接着说:“北校场的士兵叛变,已向北门进攻。现在,我命令你,火急,救援,马上率七十四标官兵进城,镇压叛军。火急,火急呀!”

  蔡锷再次说:“是,是!”放下电话后蔡锷以稳健的步伐,走上了检阅台,宣布革命宗旨,并对作战方略作出了指示。蔡锷说:

  现在武昌首义,四处响应,皆欲扫除专制,复我民权,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?与其被疑缴械,徒手待戮,何如持此利器,同起义军,革命清廷,驱逐汉奸,复我山河,兴我汉室之为愈耶!果能如此,诚汉族之荣,军界之光也。赞成者举手,三呼“革命军万岁”。

  朱德,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,1909年来到昆明,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,加入同盟会,1911年秋毕业,分配到三十七协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(相当于连)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(相当于副班长),不几日当了司务长(相当于排长)、见习排长。当蔡锷在巫家坝宣布革命后,朱德冲到了队伍前面,向蔡锷报告:“二营左队队长(连长),带领两个排逃跑,我带领一排人紧紧追赶,包围了他们,追回了部队,但连长跑了。”

  蔡锷立即果断地命令说:“那就任命你为连长,指挥该队!”从这时起,朱德与蔡锷建立了亲密的友谊,并视蔡锷为自己的“良师益友”。这就是说朱德被蔡锷“临时指定为队官(连长),率部连夜从城门攻进城内”。/红河日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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