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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秘三星堆:遗址发现后带来更大谜团

时间:2016-09-07 20:50:33 | 作者:综合 |

[导读]:今年是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。 从1929年露出冰山一角,到1986年发现祭祀坑,再到各种精美文物出土,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八十多年。在这片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人们找出了距今约3000至5000年的古蜀国文明。它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中国当代考古脉络的流变,让一向以黄河文明为中华历史起点的叙述,融进了长江流域文明起源这一支。

  今年是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。

  从1929年露出冰山一角,到1986年发现祭祀坑,再到各种精美文物出土,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八十多年。在这片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人们找出了距今约3000至5000年的古蜀国文明。它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中国当代考古脉络的流变,让一向以黄河文明为中华历史起点的叙述,融进了长江流域文明起源这一支。

 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,也带来更大的谜团。

  是谁创造了三星堆文明?古蜀国何以产生,持续多久,又何以突然消亡?大量工艺高超的精美文物,形制、审美与同时代的中原商周文物区别明显,古蜀人何以掌握这样的技艺?他们来自何方?

  围绕着三星堆,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争论了几十年,仍有许多千古之谜难以破译,甚至有猜测称三星堆遗址是来自“外星人”的文化。

  在三星堆遗址,人们发掘出了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古老文明,却又仿佛走进了一座跨越时空的迷宫……

  广汉玉器

  1986年发现的祭祀坑,是三星堆考古进程中最重要的突破。“两锄头挖出的重大发现”,考古工作者们经常这样总结祭祀坑被发现的过程。两个祭祀坑都是在当地农民劳动中被发现的,偶然、幸运,也带着几分遭遇破坏的风险。

  “其实,第一次揭开三星堆文化面纱一角的,也是锄头。那要追溯到87年前。”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主任、三星堆研究者段渝告诉记者。

  1929年春天,成都平原进入了一年之中最繁忙的播种季节。

  在广汉中兴乡,家住真武村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父子正在清理门口的水沟。儿子燕青保的锄头突然碰在一块大石头上,发出“砰”的一声,吓了燕青保一跳。

  燕青保扒开泥土,看到了一块白色的大石环躺在淤泥中,燕道诚闻声跳下坑里,撬开石环后,一块翠绿的玉器出现在面前。父子俩认定,下面一定埋有宝物,于是他们不动声色,悄悄覆土掩埋。待到夜深人静时,燕家一家五口全部出动,重新刨开掩埋的泥土,清理出三四百件珍贵的玉器。

  这段回忆,燕道诚在生前不知道对人讲了多少遍。当时他们未曾想到,就是那不经意的一锄头,叩开了一个紧闭数千年古代文明的沉重大门。

  真武村村民多是燕氏族人,燕道诚的后代也生活在这里。世人提及1929年的无意发现时,多把燕道诚称为“当地农民”。但在真武村,多称燕道诚为“燕师爷”,还有人说他曾当过县令。总之,燕道诚从小读过不少书,是一个乡间文化人。

  意外挖出大量古代玉器,有一定文化的燕道诚知道这是笔“横财”,既兴奋又忧虑。为了避免张扬出去惹上麻烦,他将这些宝物四散藏于家中各处,命令家人不许透露这个秘密。

  燕道诚或许是想将这些玉石器作为传家宝传子传孙,但他的愿望落空了。

  宝物的诱惑令月亮湾的秘密很快泄露。燕道诚在成都的古玩市场上用并不高昂的价格出售了部分玉器。而得到这些玉器的古董商们则纷纷追寻它的来源,广汉月亮湾很快因这批“广汉玉器”出名。

  精明的古董商最终追踪到燕道诚的家,经不住劝说的燕道诚以低价又抛售了大批玉器。

  短短几年时间,燕家的“宝贝”一件件减少。广汉玉器的名头渐渐响亮了起来,很快传遍成都,终于吸引来了考古学家。

  1931年春,在广汉传教的英国神父董笃宜,从燕道诚手中得到了几件玉石器。华西协和大学的美籍历史学家戴谦和当时鉴定这些玉器为商周遗物。几年后,当戴谦和把这些玉器放到他的好朋友葛维汉面前时,葛维汉惊愕不已。

  葛维汉也是美国人,早在1911年就作为传教士到了四川,是个中国通。后来他返回美国芝加哥大学,获得了宗教学博士学位,继而又在哈佛大学学习了考古学、人类学。1932年,葛维汉重返中国,在华西协和大学任博物馆馆长、兼任人类学教授,教考古学、文化人类学。

  葛维汉是第一个找到燕道诚的考古学家。

  1934年3月15日,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等一行四人来到燕家,燕道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他们先在燕家的房屋旁边进行开方试掘,然后在第一个坑的南北两边各开一沟,作了延伸发掘。据当时的发掘记录记载:“邻近匪风甚炽,工作十日即行结束”。

  挖掘工作草草收场,时间很短,收获却不少,共发掘出玉器、石器、陶器等文物六百余件,比燕家人第一次挖出的还要多。

  葛维汉是以考古为目的挖掘广汉玉器的第一人,但最先对月亮湾玉器进行考古研究的是中国人。这个人是成都古董商人兼金石学家龚希台。

  龚希台是1932年秋天从燕道诚手里买到的玉器,经过两年多的研究,他认为“燕道诚掘出玉器之坑及其周围是传说中古代蜀国望帝之所,出土的可以穿起来的绿松石珠则是古代帝王冕毓饰物……”

  龚希台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一篇《古玉考》,发表在1934年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上。段渝说:“这是第一次把月亮湾遗址和古蜀国的历史联系起来。”

  “蜀”作为国名,最广为人知的是后汉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,而古蜀国比三国时期的蜀国要早得多。只是这个古蜀国更像一个传说,它只是只字片语地存在于极少的史书记录中。

  关于蜀国历史最著名的诗句是李白在《蜀道难》中所写:“蚕丛及鱼凫,开国何茫然!尔来四万八千岁,不与秦塞通人烟。”

  蚕丛及鱼凫据说是古蜀国的两个王,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以前,他们的故事就像夸父追日和女娲补天一样,只是神话传说。至于“尔来四万八千岁”的蜀国时间,恐怕是李白一贯的浪漫主义夸张手法。

  古蜀国的历史,在东晋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中才有一点无法考证的记载:“周失纲纪,蜀先称王。有蜀侯蚕丛,其目纵,始称王。” 据此推算,古蜀国应该建立于公元前1000多年。

  龚希台的《古玉考》将广汉玉器与古蜀国建立了联系,而真正用考古学方法证明“古蜀国”的存在,时间是两年后。葛维汉于1936年在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》上发表了《汉州发掘最初报告》,这是第一篇有关广汉古蜀国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。在报告中,葛维汉还提出了“广汉文化”的概念。

  葛维汉的考古报告震动了历史学界,从而在上世纪30年代掀起了一股“广汉文化”的研究热潮。就连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,也对“广汉文化”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他和葛维汉早就相识,马上给葛维汉写信,要求对方赠与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,先睹为快。

来源:云贵旅游地理据官方互联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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